我第一次听说“核潜水”这个词是在曼哈顿，当时我正在一家理发店里理发。给我理发的那名理发师看上去明显不是本地人，因此我问她在哪里居住。布鲁克林区？皇后区？还是在郊区？
“都不是，”她回答说。“我住在纽约州的北部。每个星期我都会在这里和家之间往返几次，路上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问她为什么要如此麻烦地往返，她的理发动作停止了。
“这是因为，我丈夫从事的是一种古怪的职业，”她说，“他不愿意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
我在椅子上坐直了身体。“那他究竟是干什么的呢？”
“他是一名核潜水员。”
放射性污染、迷宫一样巨大而复杂的水下管道、酷热??一群“核潜水员”正冒着生命危险，拯救步履蹒跚的核电工业。“什么工作？”
“一名在核电站产生的放射性废水中工作的潜水员。”
我转过身看着她。“在反应堆附近吗？”
“反应堆、燃料池，还有其他任何需要他前往的地方。”
“那他还??好吗？我的意思是??”
“你是想问那里安全吗？很安全，至少他是这么说的。核电站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监控他受到的辐射剂量和其他指标。有时候检测到的指标太高，就不允许他再潜水。这也是我们不生活在人群之中的原因。当然，我也不喜欢他干这行。谁愿意要一个带有放射性的丈夫呢？”她笑着说，有一点伤感。
我告诉她我是一名作家，并问她我能否见见她丈夫。她说这恐怕不行，因为绝大多数核潜水员都不愿意谈论自己的工作，他们的老板也不让他们这么做。“我想这都是因为核辐射的原因，”她说。“核辐射吓坏了公众，包括我在内。事实上，在他们的工作中，那些与辐射无关的环节同样危险。例如，他们需要在为核电站供水的巨大进水管附近潜水，有时候会被进水管吸进去。”他们每天的工作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但我对这项工作的长期影响更加关心。“他是否觉得自己逐渐变得虚弱呢？”
“这个你最好去问问他本人。”
“但是你说他不会接受我的采访。”
“他有时候胸痛。”她放下了剪刀。
“是辐射导致的吗？”
“他说应该不是，但是还能有其他原因吗？他还这么年轻。”
她给了我她丈夫的电子邮件地址。我按照地址发了一封邮件，表示希望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能有机会跟他聊一聊。后来他给我回了邮件，但邮件中只是说他正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座反应堆工作，也许等到不忙的时候再与我接触更为合适。显然，他并不打算接受我的采访。但在这件事上，我已经按捺不住。什么样的人会愿意在被污染的水中潜水呢？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向在网上能找到的所有潜水员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同样，没有人愿意多说什么。之后，日本福岛的核事故发生了。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核电工业的前景完全改变了。出于直觉，我开始联系核电站的管理者，而不是个人潜水员。一篇大张旗鼓地报道核潜水员工作的危险性和奉献精神的文章也许并非核电站管理者最乐意看到的，但总比报道直升机向陷入瘫痪状态的福岛核电站反应堆倾倒海水要好—它至少不会那么刺痛公众的神经。终于，位于密歇根州布里奇曼的D.C. Cook核电站接受了我的请求。在曼哈顿理发一年多之后，我终于被邀请去采访一名核潜水员。
我受邀报道核潜水员的消息很快传开。一名我之前联系过、但是一直未给我答复的核潜水员给我回复了一封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说，如果我同意不泄露姓名的话，他和他的两名同事愿意跟我聊聊。
我在芝加哥郊区的一家餐厅和他们吃了一顿午餐。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冰球运动员：年轻、健壮，身手矫健。他们谈论了自己在哪里潜水，每天都做些什么。在交谈了一会后，我们的话题转向了辐射。他们每个人都有在受到污染的水中潜水数年的经历，我问他们是否曾经出现过健康问题。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几年前我患上了甲状腺癌，”其中一个人一边吃汉堡包一边说。“是因为这份工作导致的吗？”我问。
“我不知道。我只能说这个病来得很意外。我今年只有28岁，身体保持着良好的形态，而且我也没有家族遗传病史，亲属中也没有得类似疾病的。”
“然后呢？”
“然后我辞职了，不过后来我又主动回来了。”
“为什么呢？”
“我想念这段生活。另外，谁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癌症呢？这些家伙每天都跟我一样在相同的水中潜水。”他指着自己的同伴说，“可是他们不也都活得好好的。”
日薄西山：美国密歇根州的D.C.Cook核电站是美国全部65座正在运行的核电站的缩影——它已经工作了35年以上，所有的重要设备都严重老化，就连基础维护也可能带来安全问题。作为一名在冷战环境中出生、长期生活在三里岛核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阴影中的男孩，我对核能有一种本能的畏惧。还有哪种能源能让人如此频繁地想到世界末日呢？“9•11”事件增加了人们对于恐怖主义的恐惧—这一切都给核能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我在曼哈顿的公寓位于印第安角以南64千米的地方，而在印第安角就有一座核电站。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这座核电站的脚下就是断裂带。而且，这座核电站还有着不良安全记录—曾经发生过地下水泄漏和小型爆炸。纽约市的1900万市民几乎全部生活在印第安角核电站的“应急计划区”里面。在“9•11”事件中，一架被劫持的飞机差点就直接撞向这座核电站。
事实上，数以百计的城市都有着自己的“印第安角”。对于这些有着恐怖力量的“邻居”，这些城市的居民始终处于矛盾的状态中—他们一方面依赖这些核电站所提供的电力，一方面又生活在紧张和恐惧之中。以印第安角为例，纽约市30%的电力都由这座核电站提供。一旦将这座核电站关闭，再也找不到理想的替代能源能填补这部分电力缺口。而且，到目前为止，核能在美国依然是最清洁、最安全的主要能源。当然，对于日本来说，在去年之前情况也是如此。
让核能问题更复杂的是，目前美国在运营之中的65座核电站都是1978年之前建造的。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糟糕的经济状况、日益高涨的环境保护运动和在三里岛发生的核泄漏事故使美国政府停止核项目的审批和资金支持。在过去的30多年中，核能工业蹒跚前行，核电仅占美国发电总量的20%。但是，随着人们越来越厌恶化石燃料，以及核能在欧洲和部分亚洲国家的发展，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开始宣称，核能是美国能源政策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与此同时，参众两院的议员和公众对核能的支持度都越来越高，就连环境保护主义者也将核能看作是对抗全球变暖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武器。2010年2月，奥巴马政府宣布，为在佐治亚州建设的两座新反应堆提供80多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这也是35年来美国首次新建的核反应堆。
去年3月，海啸袭击了日本福岛的核电站，引发了灾难性的反应堆堆芯熔融事件。这起事故的影响立即显现了出来—德国宣布永久放弃核能，其他一些国家也相继表达了在核能上的谨慎态度。在美国，核能工业再次被搁置。尽管未来很不明朗，但是核能依然是不可替代的能源。美国核电站正在日益老化，目前尚且没有其他能源能弥补核电的发电空缺，能源行业面临的挑战与日俱增。
同时，老化的核电站产生核泄漏的危险也在增加。放射性污染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所有在核电站附近工作和生活的人们的头上。其中，面临着最大危险的是核潜水员——他们每天就在带有放射性的水中工作。
远景：曾经有过7年潜水经历的Kyra Richter曾经呼吁整个行业进行改革。如今，她负责管理D.C.Cook核电站潜水员小组的工作。在我经过D.C. Cook核电站大门口的时候，天还全黑着。在来这里之前，我曾希望自己能看到某些引人注目的东西—灯光暗淡的反应堆建筑冒着不祥的蒸气—但是现在我看到的只有坚固的警卫室，再往后，一条双车道的道路蜿蜒消失在树木之中。在打了几个电话并对我和我租来的汽车进行了彻底检查之后，全副武装的安全人员终于放行，示意我可以进入。我驾着车，慢慢转过一个弯，两座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灰色圆顶反应堆厂房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只是它们比我想象中要小。我把车认真停好(我曾经在一个汽车论坛上看到，核电站的安全人员会向任何越过白线的汽车开枪)，然后向核潜水员的办公室走去。
负责接待我的Kyra Richter已经在大楼的门口等着我。她曾经有7年多的核潜水经历，在一个被男人所统治的领域这绝对算是个奇迹，现在她已经不再亲自潜水，而是负责潜水队员的管理。她身材娇小，长长的黑发，梳着马尾辫，说话做事风风火火。她用机关枪一般的语速给我介绍着当天的计划，而我只有竭尽所能才能跟上她。她解释说，在核电站里，核潜水员主要进行三种类型的工作：在为核电站供水的湖泊或者河流中非放射性的“泥蔽”工作；潜入核电站内的放射性或非放射性水池中工作。今天，潜水员将在为核电站供水的密歇根湖中进行清理进水管的工作。
“是坐船去吗？”我问。
“当然是坐船了。怎么了？”
“我只是问问，没什么问题。”我说。我的回答听起来不是那么令人信服—事实上，我在担心自己可能会晕船，但是Richter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你是在担心我们要在被污染的水中潜水吗？”她说，“在污泥中工作才危险呢。”
“我也听说是这样。”我回答说。
她麻利地穿上自己的外套后，我们走出去上了她的车—它完美地停在那里。尽管外面艳阳高照，却刮着大风，因此Richter停住并评估了一下风的强度。“先说好，我们今天可能没法潜水。”她说。“我们只有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才能潜水。如果船不停地上下颠簸，我们就没法很好地用缆索系住潜水员。”
一路上，她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在D.C. Cook核电站所进行的核潜水，以及这里由管线、泵和过滤网所组成的复杂系统—每分钟有约5700吨水通过这套系统进出反应堆的冷凝器。延伸到密歇根湖中的这些水管有2400米长，除了在浑浊的湖水中(有时候湖水的颜色看起来就像是咖啡)焊接和切割水管这些常见的危险外，引水系统本身也会带来危险。
我无法获得核潜水员受伤或者死亡的准确统计数据，但是在我研究了新闻报道和灾难事件统计数据之后，发现绝大多数潜水事故都与在进水口附近工作有关。2004年，在威斯康辛州的角海滩核电站，一名潜水员由于身上的带子被吸入进水管而无法脱身。这座核电站立即关闭了循环水泵—这意味着关闭了核反应堆—以免这名潜水员被吸入到进水管中。快速关闭反应堆可能会造成堆芯损坏，但幸运的是，不仅设备没有出现问题，潜水员也成功逃脱。并非所有的核潜水员都这么幸运。1986年，水晶河核电站的一名核潜水员在身上没有固定缆索的情况下潜入水下去检查进水口，超过了规定时间仍未返回水面。于是潜水小组派遣另外一名潜水员(系上了缆索)前往救援，但是在进入水中几分钟后，第二名潜水员的缆索拉紧了，他也失去了回应。小组立即将他拉上水面，就他的身体即将抵达水面的时候，缆索断了，他已失去意识的身体沉了下去。与角海滩核电站发生的那起事故一样，核电站管理人员立即关闭了进水系统，但是已经太迟了—两名潜水员全部遇难。执行救援行动的第二名潜水员的尸体很快就被找到，但是工作人员花了两个小时才找到第一名潜水员的尸体—他已经被深深吸入到核电站的进水管网中。
Richter参与了大量改善核潜水员安全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功。2009年，在为建立行业安全标准进行了多年呼吁之后，Cook核电站为她提供了目前的工作岗位。现在，她负责在工厂管理人员和潜水员小组之间进行沟通—之前的多起事故都是由于双方沟通不畅所导致。自从她来到这个工作岗位之后，Cook核电站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潜水员安全事故。
当我们来到本顿港附近的码头时，几名潜水员正在约16米长的潜水船附近溜达。他们的衣着都很随意—牛仔裤、T恤衫、工作鞋—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年龄比我预期的要年轻。没有一个人的脸上带着笑容。“看起来不太妙啊，”Richter摇着头说，“大风的天气意味着没法潜水。”
肌肉结实、轮廓分明的Keith Kinsella是潜水员小组的主管(同时他也是这艘船的船长)，他是惟一一个在船上的人。他看上去同样有些气馁。Richter说对了—潜水行动已经被取消了。我低头看了看湖水，感到有些诧异—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大浪，但是安全是第一位的。所有潜水员都能拿到两个小时的工作报酬，明天他们将再次进行尝试。“在某个时刻，我们几乎已经决定开始行动了。”Kinsella说，“但是我们不会冒这样的险。事实上，我们确实不能冒任何风险。”
甲板上：潜水员从船上潜入水下，修理D.C.Cook核电站庞大而复杂的进水系统。Keith Kinsella是这艘潜水船的船长。对于Keith Kinsella来说，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在核电站做潜水员的工作，我采访的其他潜水员也都这样说。在干这行之前，他们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有些是退伍军人，有些是海上石油平台工人，有些是业余潜水爱好者，甚至还有职业游泳运动员。Kinsella在西弗吉尼亚长大，他的叔叔是一名职业潜水员。Kinsella曾经听叔叔讲过清理“埃克森•瓦迪兹号”油轮在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泄漏的原油的故事。“这段谈话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我正在认真思索自己的人生走向。”Kinsella说，“我觉得能做如此有意义的事情简直太酷了，并且决定我要比他做得更好。”于是在1990年，从高中毕业一年后，他进入了潜水学校。
职业潜水员可能从事的工作种类有很多。有些潜水员的工作是修补船只外壳、检查桥梁和加固堤坝；更危险(还要愿意长时间离家工作)的工作是去海上石油平台。还有很少一部分被挑选出来的潜水员会去做更富挑战性的工作：在化学物质和下水道中的危险物质中潜水、在极端深度的饱和潜水、搜索与救援潜水，以及核潜水。
毕业时，Kinsella拿到了水下焊接的证书，并被一家大型潜水公司雇用。这时，他听说了核潜水—它听起来更加危险和迷人。尽管核电站幽闭的钢铁迷宫与阿拉斯加相距甚远，但是Kinsella依然选择了这一新工作。作为一名签约潜水员，Kinsella和他的同事们就像职业球员一样，从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进行着永无止境的旅行：在阿拉巴马州一座核电站的反应堆外围工作一个月，再去威斯康辛州的一座核电站执行一个星期的燃料棒工作，然后在佐治亚州用两天时间检查一下进水泵。
Kinsella立即就开始了工作。报酬是非常可怜的—每个小时只有12美元。而且，作为一名合同工，他只有在有工作需要做的时候才能拿到报酬(由于从业人数过于稀少，核潜水员并没有自己的工会)。然而，在需要的时候，Kinsella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他从未拒绝过任何一次工作，无论工作有多困难、水被污染得有多严重。与我交谈的那两名潜水员说他们的工资是20美元/小时。如果是在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水中工作，他们每天能多拿到额外的10美元补偿。在某些地方，由于工作强度和个人资历不同，核潜水员每年的工资上涨到了2万~6万美元。
工作几年之后，Kinsella发现自己几乎成了专门供职于D.C. Cook核电站的潜水员。当然，有这种情况的不只他一人。密歇根州西南部是核潜水员的大本营，这里的12座核电站彼此之间的距离都在半天车程之内，十分便利。此外，D.C. Cook核电站自身也有着独特的吸引力—这座核电站拥有大型冷却系统，它有能力为一队潜水员提供全日制的工作合同，而这正是Kinsella当时所渴望的。
在潜水船的驾驶台上，我问Kinsella，如果天气一直不好怎么办，他和他的小组成员能拿到工资吗？“在这个行业，钱从来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他说。
因为时间充裕，Richter同意带我到核电站各处去转转—通过所有的检查站、检查吹气机和金属探测器花了一个小时。我们经过迷宫一样曲折复杂的门廊，向涡轮机建筑走去。墙上涂着各种安全标语(例如“所有的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越往里走去，标语就变得越有命令的味道。核电站也许是美国最真诚的地方，这里的人们说话直率，而且非常友善—我们遇到的每个人都对我们微笑并问候。每一个我们遇到的人身上都佩戴着一个放射性测量计，但我们并没有佩戴。这意味着我们将不会去参观被核电站工作人员称为“热区”(核反应堆和燃料池附近)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可能的放射性剂量是最高的。我忽然意识到，没有一个人曾经提到过放射性。之前我曾经向Richter和Kinsella提出过几次这个问题，但是他们都只是摆摆手，好像这是一件根本不需要关心的事情。
Richter更关心潜水这件事本身。1993年，当她还是一名生活在菲律宾的小姑娘时，她上了第一堂潜水课。“我的教练是一名退役的北海潜水员，”她说，“所以我听说过所有关于潜水的故事。当时我就被迷住了，我也想像这些故事中的主角那样生活。但是当时我还只是一名小女孩，无法实现理想。”后来她前往墨西哥的科苏梅尔岛。在那里，她带领游客进行巡回潜水，探测水下洞穴。之后，她进入了西雅图的专业潜水学校，并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与Kinsella一样，她也对核电站的工作十分着迷。“他们给我看了一些在核电站焊接和工作的照片。当时我就想，核电站，多牛的地方啊！我也要去那里工作。不过我也知道，作为一名女性，离岸工作对我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于是我首先开始找其他工作。”很快，Richter就成了一名颇受欢迎的涂层专家，给水下物体的表面涂刷油漆和各种防护涂料。之后，她在美国和日本的核电站度过了几年的潜水生涯。
我们来到了一处临时区域，在这里工作人员发给了我一顶安全帽、一副安全眼镜、耳塞，此外还给了我一对钢头，让我安装在自己不带钢头的靴子上。在我穿戴整齐之后，Richter打开一扇门，带我进入了核电站的核心区域。热空气扑面而来，巨大的噪声几乎立即让我们听不见彼此的声音。这也不错，我的注意力立刻集中了起来。核电站的内部简直就是个奇迹，这里的机器庞大而复杂，那些绵延几千米的冷凝器、冷却器、发电机、各种管道、泵、罐子和涡轮机让我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幻想中的世界，让我体会到人类难以想象的巨大控制力。Richter对这一切司空见惯，径直带着我走了过去。
我们在过滤室停了下来。从进水管流入的湖水在通过这里之后进入核电站。Richter指着地面上的6个仅能容一人进出的洞口告诉我，潜水员就是通过这些洞口前往过滤网和给水泵区，去清除那些可能会卡住系统的垃圾和水生动物，其中包括密歇根湖特有的物种斑马贻贝。很多工作都需要通过渗透潜水来完成，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空气。“我曾经进行过几次渗透潜水。”Andrea Grove说，她是除了Richter以外D.C. Cook核电站潜水员小组中仅有的女性。“在进行这样的工作时，阴森怪诞的念头总会挥之不去，类似‘天哪，要是什么地方出一点问题我可就完了’这样的念头会一直在你的脑海中徘徊。”
2003年，这里确实出现过问题。一名年轻的潜水员进入了过滤室的放电间后迷失了方向。在他落到底部之后，开始向错误的方向行走。不巧的是，一个原本应该关闭的紧急进水阀门却处于打开状态。湍急的水流让这名潜水员无法站立，并将他吸进了阀门。他迅速失去了意识，好在其他潜水员发现了他并将他送回地面。虽然他很快就恢复过来，但是潜水员小组立即决定采取措施，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出现。他们制定了新的安全程序，其中包括详尽的流量分析、额外的潜水经历需求，以及强制性的潜水前和潜水后的简报。Richter现在正逐个检查那些应该被关闭的阀门和开关，看其中是否有阀门或开关处于打开状态，会置潜水员于危险境地。
这里还发生过著名的鱼类入侵事件。为了寻找适合产卵的温暖水流，几百万条微小的鲱鱼穿过了Cook核电站的外层过滤网，聚集在内部进水系统中，迫使两座反应堆全部关闭。这个难以想象的荒诞场景迫使核电站启动了紧急预案，好在反应堆很快稳定了下来。潜水员被派到水下去评估情况，之后又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清理工作。美国核能管理协会在调查后认为Cook核电站的管理人员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并就这起事故与之前发生的几起事故(包括前面提到的潜水员昏迷事件和一场迫使核电站临时关闭的大火)向Cook核电站提出了警告。Cook核电站更换了管理团队，并在之后获得了连续5年运行无故障的行业最高安全等级。
在走回到大门口的路上，Richter给我介绍了近期核电站和潜水员团队的其他改进。显然，一件事被刻意忽略了，那就是D.C. Cook核电站正日益老化—它已经运行了39年多，内部的很多地方都像美国航空航天局早期的任务控制室一样被荒废着。由于没有建设新的核电站，维持D.C. Cook核电站和其他核电站的安全运行越来越重要，同时也越来越困难。由于核能生产的很多重要部件都浸没在水下，潜水员队伍在核电站的生命中将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跟Richter说了我的这些想法。“现在你总算摸着点门道了。”她说。
深入迷宫：为了进入核电站最核心的部分，潜水员需要通过水下通道，缓慢前进。有些潜水需要持续一个小时以上。第二天下午湖上依然有风，Richter终于同意带我前往“热区”。在经过了更加漫长和严格的安全检查之后，他们也给我发了一个放射性测量计。我们通过一扇厚厚的门，进入了核电站的“放射性控制区”。在来这里之前，曾经有人建议我不要带数码相机—他们说也许它会被辐射所损坏。但是从进门的那一刻起，我就光顾着盯着放射性测量计而把这件事彻底忘在脑后。放射性测量计的读数没什么变化，但是我却感觉到空气变得沉重了。我平静地把这个感觉告诉了Richter，她说这是因为我神经过敏。
当我们到达巨大的附属建筑(里面是废弃燃料池)的时候，我依然没有受到任何辐射。我尽可能地靠近那些储存着废弃燃料棒的储存架，凝视着它们—它们在发出令人不安的蓝光。12名工作人员正在认真地进行着各自的工作。在这样一个地方，是不能犯错误的。在我们脚下13.5米深的地方埋着运输管道，工作人员利用遥控水下货车，通过这些管道将高放射性的废弃燃料棒从反应堆转移到废弃燃料池。Richter说，潜水员有时候也需要到这些运输管道之中，去修理小货车或者是随着它一起运动的线缆。我凝视着这些不祥的深坑，它们看上去就像是世界末日后地球上最后存在的地方。
回到Richter的办公室，我再次向她提出了在核辐射的威胁下生活的问题。她又一次躲开了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过于庞大，以致无法解释清楚。假如你问一名潜水员这个问题，他会告诉你在受到污染的水中潜水是他们的工作中最安全的时候，而在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浑水中修理巨大的进水阀，或是在冷凝器的下面进行渗透潜水都要比这个危险得多。潜水员们并不认为辐射始终存在(至少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他们就像绝大多数普通人关心自己的体重那样关注放射性测量计的读数。而且，就像人们很难拒绝美食一样，潜水员们发现自己很难对这样一项工作说不，无论它有多危险。
在美国，核电站至少被5个政府部门所管理，但是核电站自身允许的安全辐射剂量标准要比这5个部门的标准都严格得多。每座核电站都聘请符合ALARA(尽可能的低剂量原则)标准的技术人员来策划并监控所有“热区”的工作。对人体来说，放射性是指暴露在多少毫拉德之中。绝大多数核电站设置的个人最大许可剂量都是2000毫拉德/年，而美国联邦政府许可的最大剂量是每个人5000毫拉德/年。(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进行一次X光胸透受到的辐射剂量约为10毫拉德，每年我们受到的来自土壤和宇宙背景辐射的辐射剂量则是300毫拉德。)但是，这些数字是具有欺骗性的。假如一个潜水员需要进入核电站内放射性最强的地方，那么他/她就会被临时批准提高最大辐射剂量。“我们的核电站的管理团队(辐射防护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聚在一起讨论问题的解决方法。”在Cook核电站工作的一名资深ALARA技术人员Ray Vannoy说。“有时候他们会让另外一名潜水员也进去，这样他们就能将最大辐射剂量分到两个人头上。”当然，最终进入水中的潜水员必须认可辐射剂量的提高，但实际上几乎不存在潜水员不认可的情况。
团队计划，以及对在受到污染的水中进行潜水的各种细节的完美关注—这些因素使事故发生的几率非常小，而突然暴露在预料之外的辐射中的情况更是少见。事实上，对潜水员们来说，最大的危险是时间。迄今为止，没有人知道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持续暴露在小剂量的辐射中究竟会对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核电站的潜水员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专业精神，努力消除工作中的各种危险，但是长期的威胁依然存在。
热区：为了更换一组老化的线缆，潜水员Keith Kinsella潜入了被严重污染的水中。核电站核心区域的温度更高。我就要离开核电站了，却还没看过潜水员在受到污染的水中潜水。事实上，我根本没看见他们在任何水中潜水。Richter知道我很失望，于是她邀请我在几个星期后回来参观反应堆停堆。在停堆期间，反应堆会被关闭以补充燃料棒，同时进行各种关键的检修。到时候，核电站会雇用1100多名临时工，是正式工人的两倍。那时也是潜水员们最忙碌的时候，“也许他们到时会进行核潜水，”她说。
当我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那些我上次看见在码头上闲逛的潜水员们正分成两组、在两个地点工作。第一组正在更换巨大的放电阀(直径超过两米)，这项工作需要两名技术高超的潜水员在一系列管道和在涡轮机建筑下方6米的水池中进行渗透潜水。另外一组潜水员则在清理挂满了各种杂物的过滤网。潜水员们依次下水，保证在水中的人数始终不超过两个。每次露出水面的时候，他们看起来都精疲力竭，身上还挂着蛆虫一样的水蚤。然后，他们会向管理员口头报告自己的状况—在报告中，他们总是一切很好。Richter在两个地点之间来回穿梭，确保一切正常。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
然而，没有潜水员在受到污染的水中潜水。Richter告诉我，在我来的两天前，这里刚刚进行了一次核潜水，潜水员就是Kinsella。“我本想通知你，但是根本没有时间。”Richter说。“那次工作是高优先级的。”
“一次紧急任务吗？”
“我们这里不这么说。”Richter说。
我尽可能将潜水员们聚集在一起。当时，一定会有很多目击者，因为其他潜水员和现场的其他工人会看到Kinsella的工作情况—这是那种只要有可能，你就一定会去看的事情，而且终生难忘。这件事从准备补充燃料开始。一名工人发现，我上次来的时候曾经参观过的那条运输管道有问题，运送燃料棒的小车的钢缆坏了，需要更换。每停止工作一天，核电站就会损失100多万美元，因此这项工作必须尽快做好，以保证反应堆能按计划恢复工作。当时只有两个选择：排干运输管道里的水，或者是使用潜水员。在带有放射性的水中工作对潜水员来说是危险的，但是排干管道里的水却可能让更多的工人暴露在放射性污染中(水起着屏蔽放射性的作用)。最终，核电站的管理人员决定使用潜水员潜水，Kinsella自愿执行这次任务。
那天，在一群工人的注视下，Kinsella小心迈进了固定在起重臂上的钢制“载人篮”中，并降落在受到严重污染的水里。他身上穿着很轻的硫化橡胶干式潜水服，上面挂着几个放射性测量计。他戴着的圆形的铜质潜水头盔看上去既陈旧，又带着几分奇怪的未来主义色彩。潜水员小组的其他成员都穿着白色的保护水肺。一些人负责照顾Kinsella，其他人(包括Richter)都进入了靠近运输管道入口的临时控制中心。
在吊篮开始移动的时候，Kinsell依然纹丝不动。他的手中拿着一个放射性探测仪。一旦潜入水下，他将在自己前面挥动它，就像在黑暗中摸索电灯的开关。他的身上系着一根线缆，线缆的另一端缠绕在一名工人手中的卷轴上，在下潜的过程中这名工人会不断放出线缆，与Kinsella保持联系。对Kinsella来说，这是一条生命线—通信、放射性测量、空气等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都通过这根线缆传送。Kinsella滑入平静的水面，很快，那根露在外面的线缆将成为有人在水下潜水的惟一证据。
当水淹没了Kinsella的胸部的时候，他走出吊篮，小心地向巷道底部潜去，同时向自己前进的方向挥舞着探测仪。地面上，一名技术人员追踪着来自探测仪和其他放射性测量计传来的数据。放射性粒子会集结成可探测到的粒子束前进，因此地面人员经常通过无线电警告潜水员，让他们摆动胳膊或腿，以躲开突然出现的高剂量放射性粒子。
Kinsella安全抵达巷道底部，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他松开小车上固定线缆的螺栓，更换了新的线缆。水温将近33摄氏度。虽然他在干式潜水服下面只穿了一件防护服，但是很快他就已经浑身湿透。在他结束任务后，停堆和非常重要的燃料棒转移就都可以开始了。完成任务后，核电站记录的数据显示，Kinsella受到了16毫拉德的辐射。这个数字并不高，只不过，这是现场的所有其他潜水员帮助他分担了辐射之后的结果。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21号六层 电话：010－56971705 ; 传真：010-56971700
邮箱：cnea@org-cnea.cn 京ICP备16008721号-2
您是访问本站的第位嘉宾
官网手机端
微信公众号
核能云端博物馆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