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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能行业智库丛书 （第二卷）

沟通恐怕并不能解决利益冲突。核电风险治理中的协商就意味着在科学理性和社
会理性的融合中找到出路。这将不仅仅是一个沟通过程，更是一个政治过程。不
同类型的邻避冲突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风险是由风险设施周边居民少数人

承担，而项目所带来的利益则是在更大范围里分配。这就涉及风险和收益分配过
程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因而邻避困境天然与政治过程有关联。
第三，如何通过协商治理的探索性实践来培育公共理性，寻求争议性技术问题

的社会解决之道？ 核电风险的协商治理，需要以平等、开放、包容和透明为原则，
以公共利益为旨归的理性沟通和协商，既免于权力的强制，也免于非理性的胁迫。

目前核电风险的公共讨论和协商，有四个特别需要重视的问题：①话语权的平衡问
题。在核电这类技术复杂问题上，如何平衡技术精英和普通公众的话语权？②程
序正义的问题。如何避免用心良好的环境影响公众评价、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制

度设计蜕变和异化，变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③程序理性的问题：如何避免民众
的理性匮乏和民粹泛滥，导致有着巨大公共收益的重要工业项目因为未能获得民

意许可而无法落地？④核设施与周边社区关系问题：如何超越利益补偿模式，通过
融合发展和制度安排来处理与周边社区关系？

3 走向风险的协商治理：解决我国核电社会接受度问题的路径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

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017 年 4 月环保部发布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提出了“深度公众参与”的概念。毋庸置疑，这
一举措与当下大型建设项目争议频发密不可分。当下我国的核电争议可谓是大型

建设项目争议的一个缩影。广东江门和江苏连云港两地涉核项目的搁浅，折射的
是国内大型项目争议中公众参与和协商治理的困境。破解这一困境，需要在制度、

组织和个体等不同层次和范畴领域里着力。
建议一：通过推动和完善协商治理，用制度化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不信任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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